近年来各地上百万元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越来越多，医疗机构已不堪重负，经济压力巨大。尽管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规定了赔偿的项目和标准，但由于司法“二元化”的影响，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层出不穷，前不久陕西省就判决了一起获赔700多万元的医疗损害赔偿案，北京市也出现过赔偿额高达500万元的判例。在此背景下一些医院面临着因发生一起医疗赔偿案件就可能破产、倒闭和医护人员失业的严重威胁，如广西某县妇幼医院全年收入为150万元，而一个赔偿案件就被判赔218万元。特别是政府举办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防保网络，也将面临因医疗损害赔偿而遭到破坏的问题。 　　众所周知，在过去的公费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时代，虽然医疗技术和水平都很低，病死率高，人均寿命低于当下水平，但是由于全民看病几乎不用花钱，因此很少有医疗纠纷发生。随着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（虽然国务院的研究报告指出改革是不成功），近年来患者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的比例不断加大，且逐年增高，按照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关系，一旦治疗中出现疗效不尽如人意的情形，就容易引发纠纷。据统计，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，单位负担平均为25%，居民自付平均为60%，政府投入仅15～20%。其中城市居民的自付比例为45%，农村则高达79%，如此高额的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使得患者已经难以承受，一旦出现患者死亡或伤残结果，与其期望疗效不相符，且已花费了较多的医疗费用，患者及其家属心理很难平衡。有调查统计显示，所有的医疗纠纷都以提出经济赔偿为其主要目的，其余依次为赔礼道歉（18.4%）、行政处理、承担刑事责任等。得不到赔偿，患者就停留医院不出院，雇佣医闹、纠缠医生及院长、静坐医院，或停尸医院扰乱医疗秩序，医院被医疗纠纷搅得苦不堪言。医患双方激烈的矛盾难以调和，不管医院有没有过错，患方都坚决要求赔偿并且要多赔，而院方则尽量避免赔偿或少赔，医患双方在这种赔与不赔、多赔还是少赔的争执中很难达成和谐统一。在患方坚决不去法院的情况下，解决纠纷的方式只能是医院给钱了事。 　　医疗纠纷的发生，有的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错导致的，但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医疗损害的特殊性导致的。通过对云南省医院的调查，在医疗纠纷案件中，纯粹的医疗事故责任赔偿案仅占22.64%，由于医疗意外、患者体质特殊、难以避免的并发症、医疗水平局限等非医院过错造成的赔偿占到了46.44%。北京市医学会对2002年9月至2006年9月发生的医疗纠纷案例所做的统计显示，395例案例中有243例涉及到医疗高风险的因素，占61.5%。这些基于医疗特殊性所引发的医疗纠纷，其诱因不是医生可以控制的。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004年到2006年9月共审理了101例医疗纠纷案件，其中医疗机构负全责的仅有两例，占1.9%。非医务人员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，单靠医院自身是难以解决的，笔者认为，缺少第三方介入的调解机制和社会救济途径，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医患双方的矛盾。 　　另外，公安机关在处理医疗纠纷时缺乏有力措施和力度，则是导致医疗纠纷愈演愈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据调查统计，当医务人员的生命受到威胁报警时，积极协调解决的仅占28.49%，报警不来的占1.08%。统计数据表明有62.59%的公安机关的警员到达医疗纠纷冲突现场后，大部分不愿介入、或不知如何处理，有的甚至在一旁观看不予制止。湖南省一患儿死亡，患方家属要求当班医生抱着患儿游街，110警察在到达现场后却不予干预。北京一医院患方停尸五年，医院按条例向卫生局申请，卫生局也批准了，但公安局却不能备案，理由是公安局内部没有规定，不知应在公安机关哪个具体部门备案。